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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生四班第一学期被安排在那里住读

文章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7-09-27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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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小学和初中教育,我还是没有长成人们喜欢的那样,我想,跟我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全部算作我的责任。
  
  升高中名单上看到我的名字,妈妈松了一口大气,我松了一口小气。
  
  那会升学不考试,靠推荐。根正苗红、表现好是基本前提,从这点说,我先天不足、后天欠佳——家庭成分高,父母是运动靶子;我的表现,呵呵,之二说了,得罪老师,角孽同学……所以妈妈一直担忧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小小年纪不上学干什么去?没想到天上掉馅饼,在不足五成的推荐名额中居然有我。
  
  看来初中班主任还真是个虚怀若谷的好人!
  
  妈妈千叮咛万叮咛,要我洗心革面,把自己内心想的那些异端歪理收起来,规规矩矩当一个好学生,然后才给我学费、生活费。
  
  那会读书强调学工、学农,学校在那边30公里外的薛家山开垦了几座荒山,师生轮流去耕种,值守农场。
  
  离家近的同学走读,离家远的就分别联系当地农户,在别人偏房闲屋支一张床住下来。学校在竹林坝搭了两个草棚办食堂,教室也是生产队一间闲置的破屋,左边是一户住家,右边是几间猪圈,在粪坑中间隔一张篱笆,将就成了男女厕所;教室外面有一个石灰晒坝,平时晒满了粮食和茅草,也是大家下课时的唯一活动场所。尤其是江老师的数学课,不时会跑出来三五一群男生,在茅草中按成人堆。
  
  江老师过去在一个研究机构工作,因为什么原因下方到这个边远的学校教书,和我父母差不多,历届运动都是靶子。他颈上有一条横着的伤疤,据说是运动中自杀留下的。我们高中时他已临近退休,有种历经沧桑后的乐观与豁达。他租住在我们对面,不常去食堂用餐,而是在屋外阶沿架一口小锅,自己炒菜做饭,每顿都哼着小调喝点小酒。有天我仔细听,听到他哼的是:有朝一日时运转,锅儿摆到床面前……
  
  也许当年被学生斗争得太多,他上课不会招惹学生,从不正面看一眼同学的座位,不管你听不听讲,不管教室多么嘈杂,他都同样不紧不慢地讲解,不紧不慢地板书,通常一节课他会写书整整三黑板。当有人跑出教室,他也不回头,只是用讲课那种倾泻般的腔调长声吆吆地在数学公式之间插一句:又跑出去咯……然后继续念叨解题步骤,继续板书。
  
  语文老师则不同,一位刚从初中调来随夫的干瘦女人,肝经火炕的,来上第一节课,就把我臭骂了一顿。
  
  开学课本还没到,她就给我们讲鲁迅的《文学与出汗》,讲到“令人毛孔痉挛,汗不敢出……”的时候,我举手表示不懂,她问我哪里不懂。我说:我们一般吓到了都出冷汗,怎么会吓得汗不敢出呢?
  
  她愣了一阵,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提高音量开始骂我:你比鲁迅高明?你又啥子要不完了,鲁迅都说汗不敢出,你要出汗……
  
  那件事让我对高中语文丧失兴趣,再不认真学习语文,把上语文课的时间用来读图书室的杂书。不过,之后到在职教育,我的语文考试都是好成绩,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那位参加全国课本编写和高考出题的权威语文教师来给我们火线补习,课堂上把我们全班同学贬得一文不值,仿佛个个都是上午启蒙的文盲,但他补充了一句:你们中间有一个例外。我没想到,那个例外的人是我。
  
  农场分校的负责人是学校教导主任,也是个女的,跟语文老师一起住在一个农户家,于是,我顺理成章占据了分校坏学生名额。一学期快结束那件事,更固定了我这个名分。
  
  前文说了,校本部的班级会轮换到农场劳动。那次来的是一个特殊班,全班同学都是区所在地场镇上的,居民户口,父母不是干部就是工人,不像其他班级绝大多数是农家子弟。这些人被称为“街上的娃儿”,简称“街娃”,他们平时与其他同学之间区别不明显,每学期的农忙假一下子就区分开了,农家子弟放假回家务农,这些居民户口的学生就要由学校组织起来去乡下支农。
  
  那年头,这是阶级,也是身份。
  
  回头说那个“街娃”班。像我这种普通班上的教师子弟很少,通常一个班就一两个,有些班级一个都没有。那个班全部是“街娃”,就有一种群体优势,处处显得高人一等,总要找碴欺负其他同学。他们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抱团,书面语言叫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一个人出来找碴,全班都是后盾。那次是他们一伙人与我们班的江老三在田埂上狭路相逢,老三没有让路,被他们挤下水田。冬天,老三那副落汤鸡的惨相搞得我们全班同仇敌忾。弱者逆天,往往因伤及尊严而拼死反弹,街娃们的优越感激发出我们全班将士的斗志。我们班平时拉帮结派几个山头,但那次意外地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午饭前,双方在竹林坝对峙着,男生在前,女生在后,碰巧教导主任来食堂吃饭,用她干瘪的身躯英勇地挤进两拨眼红手痒的斗士中间,及时避免了即将爆发的一场群殴。
  
  战火消灭在萌芽状态,双方都不服气,扔下一堆提劲打靶的话,扬言要让对方死无葬身之地。
  
  我就是那次理解了“群情激奋”这个成语的含义。
  
  那场纠葛跟我毫无相干,并且,江老三曾经出卖过我。我参与那场纠葛,完全是出于义愤,出于维护班级的荣誉和尊严,我感到自己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那种感觉很神圣,似乎可以为之洒热血抛头颅,不是狂热冲动,而是从容就义。我不具备拳脚相向的能力,就力所能及地发挥我的特长——写挑战书,向街娃班公开挑战,并约定晚上在公社电影放映场恭候,不见不散,不死不归……
  
  晚饭时把挑战书贴到食堂大门上,老师发现时,我们全班好战分子已经列阵结队开赴指定战场。
  
  分校领导和老师惊恐万状,立马分头向学校、教育局、当地政府、公安机关报警。当晚电影放映期间,那一个街娃班的男生女生,在老师、干部和警察的层层看护下,连上厕所的都没一个。
  
  最终,一场雷声轰轰的暴风骤雨,被学校和政府和警察联手压制了。
  
  事后发现,全班男女同学只有江老三一人悄悄溜回家去躲了起来,没有到预定的战场。
  
  第二天,全班停课调查,只有江老三置身事外,仿佛这场纠纷他一个人最清白。学校最终查清了肇事原由,当然也查出我是写挑战书的罪魁祸首。
  
  也许是没有造成后果,学校只是严厉批评了涉事的关键人员,威胁恐吓“以观后效”之类,没有给处分。
  
  那口气,我最终还是报了。
  
  第二学期农忙假,全校非农户口的学生集中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参加劳动,就安排我当食堂保管员,也就是揣一把放米和油的柜子钥匙,每顿炊事员用了多少粮食,记一下帐。有天下午,我悄悄随农场的拖拉机下山,耍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几十号人(包括几位老师)吃了三顿红苕一顿面条,并且那面条没有一颗油星……
  
  那几十号人,街娃班占绝大多数。
  
  我自然免不了挨一通批评,但我心里照样乐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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